面对全球治理新变化,中国自贸试验区应沿着开放战略走下去
2016-11-24 13:21
字体
保护色
打印
返回
关闭

转载自:http://web.shobserver.com/wx/detail.do?id=37164&time=1479819014092&from=timeline&isappinstalled=0&nsukey=uyS27YfXwiKAXzOkJ7axksv7mVS6Lm9cTcZoiG7CuVZOiI7mlgh67Q5DX3ZlGR9SbamRIWRw3vAL4odOrsxEES2q4GQXTi4VBiA85YVoh5%2B%2FMBXalcONQn17898xlmvii8hgf%2BhPdKCheJAHShhIZFcXNr3DMMFGESCwj3WFtf1dO0CnbT%2FyEwZ8ccBwmEhi


一则可能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格局走向的新闻终于“靴子落地”。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?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1月21日公布其上任百日之内将推出的政策,其中包括发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(TPP)的意向声明。

 

“美国退出后,TPP必然失去领袖,对世界经济的走向一定是有巨大影响的,但中国的开放战略不会改变,相反对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,从整体看应该是利大于弊的。”今天,上海市政府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在接受解放日报?上观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 

TPP预计随着美国退出而失去影响

 

特朗普21日的发言,意味着美国政府退出它主导的TPP协定,已经确定无疑。全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TPP,被称作“经济北约”,它从最初只有4国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协议,在美国加入后,经过多轮谈判和扩围,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。

 

今年2月4日,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文莱、加拿大、智利、马来西亚、墨西哥、新西兰、秘鲁、新加坡和越南12个国家在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议,12个参与国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%,TPP将对近18000种类别的商品降低或减免关税。

 

2013年中国在上海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,到后来自贸区扩围,一系列改革试验的举措,背后的一大动因考量就是为了应对包括TPP等全球治理新变化带来的影响。去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正式签订TPP的框架性协定,中国没有加入其中,当时各界对此有着不少担忧。而在TPP签约但尚未产生实际影响之际,中国实施自贸试验区扩围、加快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并积极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。

 

与此同时,大洋彼岸的美国却风云突变。随着特朗普上台,美国政府执政理念将从全球战略回归到聚焦解决国内问题,并首当其冲地做出退出TPP的决定。

 

“TPP离开美国主导后,不仅影响力骤减,而且现有的其他11个国家,都没有能力代替美国成为领袖。”肖林认为,此后TPP势必将面临搁置或者名存实亡的境地,从这个角度看,当初中国建立自贸区时应对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变化的新挑战,也随之不存在了。

 

中国自贸试验建设目标不会变

 

肖林说,最近有一些外资企业经营者对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未来走向十分关切,来询问美国退出TPP,会不会影响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节奏。

 

“我认为,中国没有必要去填补美国留下的‘TPP空档’,而应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会,加快速度沿着当前的开放战略走下去。”肖林认为,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,与中国整体开放战略是协同一致的,不会因为全球自由贸易某个协定变化产生重大影响。

 

肖林指出,中国建立自贸试验区,TPP只是外部因素考量,这些因素反映的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,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,根本目的是建立高水平、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,旨在建立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。

 

肖林认为,目前全球治理改革的方向总体上是推进高水平、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自由化,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TPP中,也包括在其他多边和双边经贸谈判中。“TPP的一些功能要求,接下来可以被东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取代,国内的自贸试验区建设,显然将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立、加快推进东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等提供重要的基础作用。”

 

此前在各界专家学者看来,美国主导建立TPP,即使当时中国加入其中,也将是利弊共存。TPP在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同时,其包含要求、约束也从国与国的“边界上”拓展到了“边界内”。比如TPP协定中要求的竞争中立、知识产权、劳动权益等约束,对当前中国来说就存在一定挑战,许多方面的约束内容,其实质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。

 

“TPP的外在影响消失后,中国推动的投资和贸易协定,可以将关注点重新落到‘边界上’,即注重公平、互惠、包容的可持续增长,聚焦创新增长的理念,让这些协定重新聚焦在促进投资和贸易这两大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上,从而实现世界经济更快复苏、增长。”

 

试验内涵将因时而变

 

“在这样的背景下,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变化,我国建设高水平、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的总体目标要求没有变,但自贸区的试验内涵会发生一定变化。”肖林指出,下阶段,国内自贸试验区不再需要对标TPP,而可以围绕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,进行更多的改革开放试验。同时,中美BIT谈判的重点也会随着美国政策变化而改变。“此前中美BIT谈判中美国对中国的要求是在各个具体领域更开放,而今后对方显然会更强调产业和贸易保护,这对我国吸引美国投资和产业转移将是一大挑战,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也需要提前应对。”肖林说。

 

在最近的上海,已经可以看到来自欧洲的投资项目出现加速,与美国投资形成此消彼长的对比。肖林认为,随着特朗普政府新政陆续落地,未来这种趋势可能更加明显,因此,自贸试验区需要加大开放力度,在“此消彼长”中抓住新一轮的机遇,吸引全球投资。尤其应加大制度环境的改革力度,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,给予国民待遇,提供真正法制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。

 

“技术革命的大时代已经到来,全球价值链在重新布局,特朗普政府吸引一些产业回到美国,其实也是在为下一轮竞争‘抢好位置’。”肖林认为,下阶段的自贸区建设,还需要与全球技术革命、产业革命联系起来,找到中国在未来全球分工体系下的定位。

 

“自贸试验区扩围后,全国已经建立11个自贸区,覆盖全国1400平方公里的面积,上海自贸试验区也扩围到120平方公里。现在这些自贸试验区中,近2/3的区域是以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基础。”肖林指出,在这种新的布局下,要求自贸试验区适应全球科技产业发展新趋势,把产业链、价值链、创新链有机结合起来,在未来全球分工中占据竞争优势,为下一轮强劲增长提供产业基础。

 

“因此,自贸区就必须摆脱原来开发区‘简单招商引资’的传统理念做法,必须在创新开放和制度环境上下工夫。”

 

“对上海自贸区来说,在全球格局变化的背景,下一步应更多地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,并在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衔接上做文章。”肖林表示,上海自贸区可以进一步发挥在贸易、投资、金融领域的优势,对接我国“一带一路”、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战略;同时要通过改革试验,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,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,通过政府改革,提高效率,为创新增长发挥示范效益。